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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

2小时前
1.这回轮到我“被教育”了! “老师,罚你写3篇文章。” 平时学生犯错,我总是让他们写文章长知识。这次轮到我“犯事”,他们岂会轻易放过?事情是这样的——那天明明是星期三,我却把时间表记成了星期四。按照“错误的记忆”,4A原本没有华文课,我却安排了一场辩论比赛。而本该有课的4E直接成了“弃婴”。 等我辩论结束后神清气爽地走到4E教室门口,他们起哄说:“老师,你的课已经过了。”我当场石化,脑袋里一连串问号:“我的课不是第三、第四节吗?”回过神来,才明白是自己记错了时间表。 我试探性地问他们:“那刚才两节课,你们都干嘛了?” 他们同声同气:“站着朗读了3篇文章。” 嗯,真乖。 “老师,我去办公室找你3次,都找不到。你的闺蜜还打电话给你,你都没接。” 就是那么恰巧,我当天没带手机出门。因为担心辩论赛激烈声会吵到SPM考生,所以我们在会议室进行,他们当然找不到我。 接着,判决书下达——“老师,罚你写3篇文章。” 全班热闹起来,像似支持同学的建议。哦,这回轮到我感受“被教育”的力量了。我对他们回眸一笑,僵硬得像断了电,然后瞬间消失在课室门口。课室里传出笑声。我心里嘀咕:行,我写,反正我天天都在写!写完再让你们写读后感,看你们后悔不后悔。于是,有了这篇文章。既然是华文课引发的,就当抒发我对华文的深厚情怀吧! 2.华文让我踏上写作之路 当年,我在他们的这个年龄,便对华文情有独钟。在那个没有手机、少有诱惑的年代,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阅读中。青涩的青春年华里,我怀抱着金庸和古龙的小说: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雪山飞狐》、《绝代双骄》、《楚留香传奇》……每天清晨4点就设闹钟起床,点起油灯细细品读。后来,在二姨家第一次接触到《马来西亚日报》。由于家里没有订报纸,我便经常跑去二姨家读报。那时,我特别喜欢追读报章上刊载的严沁小说——《鬼屋》。 偶然间,我又发现了报纸上的“莘园”版投稿天地。那里的每一篇文章都让我流连忘返。渐渐地,一颗写作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萌芽,开始激发我提笔写作的渴望。从此,我对华文的热爱更加深厚,为写作迈出了初始的一步。于是,我用笔名“雅雅”开始了写作之路,用笔尖把文字爬成一格一格的小世界,投稿给《马来西亚日报》的“莘园”版。幸运的是,不少作品被录用刊登。这让我备受鼓舞,加上稿费的激励,写作变得格外勤奋。起初,我的文章大多是虚构的小故事,后来,我尝试写小说。或许是因为对小说的热爱让我拥有许多天马行空的遐想,非常幸运,那时创作的小说《错过》被连载刊登,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,这些作品的剪报,我已经小心保存了30年,至今仍然完好无损。如今回头读那些稚嫩的文字,总会忍不住莞尔一笑。 3.用华文书写青春与梦想 中六那两年,学校未开设华文班,这让我感到十分失落。但我和另外4位同学决定自修华文。回忆起那段日子,手中常常捧着厚厚的《三国志》。那是文言文版的,阅读起来十分艰难,也不容易理解。为了更好地明白三国的故事,我通过父亲的朋友借来一套《三国演义》的戏剧,反复观看。此外,每周二晚上,我都会准时收听电台广播的三国故事,再通过写作投稿的方式,加深对三国人物的理解。除了《三国志》,巴金的《寒夜》和《文选》中的经典篇章也深深吸引了我,它们的文字让我回味无穷。这些自学华文的经历,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,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 最终,凭借中六成绩,我被师范学院录取。少女情怀总是诗。在师范学院时,我以“杨过”、“小龙女”为笔名创作了许多关于亲情与爱情的小说,收录于《凿石集》。这些文字承载了我的青春记忆,记录了我与华文文字相伴的美好时光。因为热爱华文,我选择成为一名华文老师。回首这段历程,虽充满挑战,却让我更加珍视学习华文的初心与收获。 问我为何爱华文?都是因为阅读小说和写作这两件事。 巴金说:“我之所以写作,不是因为才华,而是我有感情。”我想,我也一样,生活中拥有不一样的感情,触动书写的灵魂。 对我而言,热爱写作或许源于对丰富生命足迹的感悟,抑或是因在平凡生活中捕捉到了那些不平凡的瞬间。青年时期,我逐渐学会了观察身边的人和事,学会捕捉生活的细微之处,发现身边隐藏的美好与自己独特的生活故事。在这一阶段,以笔名“寒心”写作投稿,内容从小说转向散文,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,将心中所想化作文字倾泻,用文字交流情感,记录点滴心绪。后来,我参加了傅承得老师的讲座。记得傅老提到,写作要为自己的文字负责,因此他始终以真名投稿。从那次讲座之后,我也放下了笔名,开始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投稿。这段期间写作逐渐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。我开始勇敢地表达自己。这时我发现,写作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,更是一种理解自我、关怀世界的心灵实践。通过写作,我得以深入探索内心,同时与外界建立更深的联结,让生活的点滴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写着写着,我拥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散文集——《记忆·卷起千层浪》,字里行间记录着自己的真实故事。 4.推广华文写作 传承文字之美 能继续用华文写作,是我最大的快乐。 我深感庆幸,自己遇到了许多愿意执笔写作的学生。这些年来,因为对写作的热爱,我在校内积极推广写作的风气,与学生们一同踏上这条文字之旅。从最初的不情愿、不知如何下笔,到如今他们愿意写、能够写,这一点一滴的小蜕变,思维的逐步成长,总是让我由衷地欣慰与欢喜。 每年都有多项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写作比赛。我常对学生们说:“写吧,得不得奖并不重要。”因为只有通过参赛,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写作水平;只有不断练笔,才能逐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。我相信,每一篇文章都会成为他们思想的碰撞与心灵的交流。 尽管有些比赛未必受到教育部的正式认可,但我坚信,学生们正是通过参赛,在实践中不断磨炼写作技巧。他们不仅丰富了写作题材,拓宽了视野,还增长了见识,提升了对生活的观察力。那些愿意写的学生,总能让我看到他们在不断进步;而那些抗拒写作的学生,却始终停滞不前,即使勉强拿起笔,也难以下笔。这就是差距所在。写作的路,需要勇敢迈出第一步,而真正的关键在于坚持。这一切,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心之所向。 在校园推广写作并不太容易,繁琐的审核工作常让我感到疲惫。然而,每次有学生递交作品,我总会全力以赴,或许是因为珍惜他们的努力。每当看到他们在比赛中获得,脸上洋溢着喜悦,我内心也充满难以言喻的满足。这份满足感激励着我不断前行,在推广华文教育的路上倾注更多心力。 因为华文,我们相遇,这是一场心灵的共鸣,更是一份传承的使命。因为热爱华文,我们携手踏上写作的旅程,用文字记录心声,用故事点亮生活,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独特篇章。写到这里,我才发现,这篇文章早已超越了被学生“惩罚”的初衷,而是自己对华文的深厚情怀在学生的激发下重新涌现。愿每一个文字,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;每一次书写,化为创造未来的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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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9月1日,苏雪林从台南乘火车到台北,寄住师范大学第六宿舍谢冰莹寓所,等待新加坡移民局签证之余,顺便和师长及友人道别。9月7日签证办妥,9月9日,飞香港,住两天,10日台风来袭,机场关闭。第二天台风转向,乘原定航班,下午5时半抵达新加坡。堂妹苏燕生偕其女及陈铁凡、陈致平、孟瑶接机。 三位南洋大学老师名字于我易记。陈铁凡曾在马大中文系执教,陈致平是琼瑶父亲,孟瑶的《中国小说史》是我大学选修同一门课参考书。 南大教师宿舍楼以马来西亚各州命名。苏雪林住彭亨楼一号,离上课地点远,需乘车往返。3个月后柔佛楼七号有人搬出,校方考虑她年迈,此楼分配给她。新旧住处结构和面积一样,优点是到图书馆或文学院,省一半路程。 “房子内有一大间客厅兼饭厅,厅之前有拱形之廊,铁栏围绕,可置各种盆景,铁栏也缘满藤科,开出各色小花,客来可移座廊中品茗,聊天并赏玩廊外各种景致。”漂泊生涯,只有苏州天赐庄和南大教职宿舍惬合她意。“卧室大小二间,书房一间,客厅后面又有长廊二道,其一通厨房。因厨房的位置稍远,烟火气永远不侵正屋。” 创办人陈六使不亏待老师。房子设计有巧思,结构历历在目,《苏雪林自传》提自绘一图,希望将来建屋仿效。“不过是幻想,哪能实现?”她说。 英才聚集南大因素原来如此。她一入宿舍,有家庭贫困女生自荐为佣,不吃不住,烧饭洗衣、洒扫屋宇兼作杂务,每月工资叻币35元,不烧饭仅打杂者15元。3叻币合美金一元。和台湾相差无几,不同处是台湾女佣得兼顾吃住。另外,宿舍水电不取费,她倍觉轻松,在南大领取的薪金是成功大学的五倍。 到校数日上讲堂,授《诗经》和《孟子》,每周各四节。《诗经》本由台湾师范大学前中文系主任高鸿缙负责,授课精彩,学生欢迎,可惜患病,客死异邦。 《诗经》非她专业,陈铁凡送屈万里《诗经释义》,里头有高鸿缙笔记,他说先看屈注,再看高注,就不胆怯。陈铁凡是文字学专家,旧学根底深厚。他和苏雪林共事时间不长,1965年3月转到马大中文系,任教11年,1976年3月赴加拿大定居。指导过硕士研究生张夏帏、徐柳长和陈徽治,他和傅吾康合编过三大册《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》。 性格刚强 心存智慧 另一门《孟子》也是新课,手头上有焦循《孟子正义》,如何切入心里有分寸。陈铁凡说南大学生求知欲旺,尊师重道,老师教错,学生不责难。他给她打气:“只管壮胆开讲”。 她对本地学生印象好。《自传》提1964年12月22日受邀槟城演讲,讲题〈从屈赋中看中国文化的来源〉,听者无法笔录,但好学,他们“把讲稿借去连夜抄写,居然都抄成。这种精神,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尚有所不及”。 南大学生初笋在〈记苏雪林教授〉说“因其安徽口音,同学乍听之下,颇不习惯,加上伊声量不大,同学往往不知所云。”好奇者可上优管视频,自听其口音可也。她“不属于能言善道的一类”,武汉大学学生吴鲁芹如是说。吴鲁芹善散文,在〈记珞珈三女杰〉说她为人认真,“文章写得不错,教书并不出色。”她授“中国文学史”,自编讲义,他经常逃课,“凭考试前啃啃讲义应付掉这门功课”。 她在南大所授《诗经》也自编讲义。其中〈诗经通论〉,论及《诗经》各种问题,文长三万字。她在南大一年半没有专书出版,1965年2月回成功大学,即着手出版计划,1967年3月,台北文星出版社一口气为她出版10本书,即《人生三部曲》、《眼泪的海》、《闲话战争》、《我的生活》、《文坛话旧》、《我论鲁迅》、《论中国的旧小说》、《最古的人类故事》、《试看《红楼梦〉的真面目》、《〈九歌〉中的人神恋爱问题》。 “苟余心之端直兮,虽僻远其何伤?”这是屈原《九章·涉江》句子。心直坦荡,被放逐偏远之地,一样不会损伤。苏雪林是屈赋研究专家,虽然性格刚强,经典智慧,她领会于心。武汉大学、成功大学、南洋大学,安心处就是美好象牙之塔。 离新后念念不忘《诗经》。1994年认真整理南大讲义及后来发表论文,累积20万字,遂有《诗经杂俎》一书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1994年12月25日日记提序文:“本月十六日写起,昨始写毕,共四千字许,费时九日,可见余脑力之钝,去死不远矣。”她97岁,这是人生最后一本学术论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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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体罚或许对管教学生有一定帮助。但,正如枪的危险性取决于持枪人那般,体罚未必完全不可取,但它应该被严格规范,而不是任由老师说了算。 上周,一名家长在网上公开女儿耳背遭人留下两道深至见血的指痕,明显是捏耳朵所致。施暴者不是别人,正是她的老师。 事情曝光后,施暴老师在社群媒体公开道歉。令人无语的是,他对执教学校以及女童家长都道了歉,唯独没有向遭受暴力的小女孩道歉。无论如何,此事都已随着施暴者道歉而画下休止符,至于其会否面对惩处,截稿前暂无消息。 我小时候也曾因调皮捣蛋被捏耳朵,但都不曾如受害女童般被捏至皮开肉绽,虽不知缘由为何,但施暴者的行为终究无法,也不该被合理化。校园体罚早已不流行,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还能听闻这种鬼故事。 曾在一部影集中看到如此情节:一名逃犯因被捕时身着华丽,经新闻广传后形成一股潮流,一名热衷流行的高中生便将逃犯同款T恤偷偷穿在校服内,并在校内跟同学炫耀。纪律老师见状,二话不说便对其施以体罚。 不知是对该学生模仿逃犯生气,还是越打越起劲,那名老师用藤鞭抽了数次后竟脱下手表,直接往该学生脸上连扇好几巴掌,即便嘴角渗流血也不肯罢手。 可笑的是,影集中该国已明令禁止校园体罚,然而一名看不下去的同学报警后,警方非但对施暴老师不作为,反而训斥报警的学生不该与不良分子为伍,甚至有媒体趁势炒作,以“废除体罚后的教育惨况”为题制造舆论,欲将舆论导向“体罚松绑,学生无法无天”。 都说戏如人生,该片段又是多少现实的映照? 求学期间,我的屁股没少挨鞭。且不论嬉笑打闹是否真该受罚,一位同学的遭遇让我至今仍在思考其正当性。 那时,我们才中一。某位老师有些言行习惯,该同学为博大家一笑,便在一次课余时间模仿那位老师。谁知,该老师恰巧路过,那名同学便被叫到教室外挨鞭。不止一鞭。至今我不时仍会思考,究竟是那位同学行为不检点活该挨打,还是教师利用教职权公报私仇? 我见识过的过当体罚,远不止一遭。 小学时期,隔壁班有个问题学生,过分调皮之余,大小便也无法自控。一次,他再次失禁,班主任在鞭打他的同时,还用马克笔在他脸上写下大大的“大便”二字。学校不大,一下课便人尽皆知。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。那位老师还曾将他的双手绑在教室门框上,犹如打沙袋般对其肆意鞭打。下课后,大家多了一个八卦话题,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有问题。 我不解,即便大家都还小,不了解体罚合理范围,但其班主任的所作所为明显已超出体罚,是妥妥的人格羞辱与暴力!而且是一个公职人员,一个成年人,向尚在求学的儿童付诸暴力! 只是,没有任何人质疑该老师的行为,此事最终只成为大家茶余饭后一笑而过的谈资。这无疑是可悲的。 为什么有些教师会施加过当体罚,甚至演变成暴力?这不仅是教育界的问题,也是家长长期纵容的结果。 作为90后,我们可没现在的孩子好命,当时不流行所谓“爱的教育”,“打是情,骂是爱”才是当代社会主流。 我们的父母辈大多认为孩子被老师打是好事,似乎只要鞭子下得够重,孩子的成绩、纪律都会有所改善。我甚至听过家长主动要求老师“多打几下”,生怕孩子吃的苦不够多。 适当体罚或许对管教学生有一定帮助。但,正如枪的危险性取决于持枪人那般,体罚未必完全不可取,但它应该被严格规范,而不是任由老师说了算。 至少,这把“枪”不该落入文章前段提及的那些老师手中。 家长的默许,无疑是助长体罚歪风的重要推手,尤其当这把‘枪’落入不配持有的人手中时,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何况,当时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,都不太了解体罚的边界与相关法规。学生即便遭遇过当体罚,甚至暴力,家长申诉时,校方都能用教育充当挡箭牌,哈哈几句后事情往往便会不了了之。 幸运的是, [vip_content_start] 随着人权意识抬头,体罚已不再受鼓励。现代家长的观念也与过去截然不同,极端点的,哪怕孩子受到一点点责罚,都会大闹学校,甚至扬言闹上法庭。 两种极端,都是问题。如何找到平衡,是教育工作者应尽之本分,但无论如何,体罚都不该成为教师管理学生的捷径。 现在的孩子是幸运的,父母不如以前那般,盲目相信老师一定是对的,且网络便利及传播性也能让社会对体罚正当性有所警惕。可曾有人想过,以前的学生们呢?多少声音埋没于科技不便的时代? 这么多年来,多少孩子被鞭打、羞辱、恐吓?多少人成年后回忆起学生时代,仍心有余悸?大人总认为小孩不记事,长大就会忘了,是否又真是如此? 再说,暴力教育的时代已经结束,可如今仍然有孩子因教师而流血。这场荒诞的循环,何时才会真正落幕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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